(资料图)

河南新野县有着耍猴的传统。在农业种植收入微薄的情况下，不少人走南闯北的耍猴以贴补家用。上世纪80年代，经常能在城市里看到这些走街串巷的耍猴人，到了2000年后，耍猴人逐渐退出城市生活圈，转向边缘地带讨生活。

从事纪实摄影近30年的马宏杰对他们产生了兴趣。经人介绍，他得以闯入江湖耍猴人的群体，跟随他们扒火车、露宿街头，记录他们日常遭遇的酸甜苦辣和命运的流转变化；本文摘选了其中作者与杨林贵前往成都街头，6天时间里辗转奔波的一段经历——这些边缘人，几乎每天的生活都充斥着戏剧性，悲欢离合、苦难、艰辛、温暖。

文章最后马宏杰去到老杨家乡回访，此时时隔两人第一次见面已近二十年。这期间耍猴人经历了被判有罪、改判无罪；而时代也从2003年“非典”蔓延之前，来到了2020年“新冠”爆发之后。

影像和文字，记录下了一个个被时代淹没的个体命运。（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扒上火车去成都

以往我外出拍摄，大多坐的是带卧铺的旅客列车，坐这样拉货的列车，是平生第一次。

列车越开越快，狂风大作，刮起来的风有七八级。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皮手套，倒也没有感觉到冷，我想大概是新鲜、刺激、激动的缘故吧。

我们扒的这种车是“敞车”，车长13米，宽2.8米，车厢内高2米。由于是载重列车，开动时轮子和铁轨发出吱吱吱的摩擦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撞击声、摩擦声也尖厉刺耳。我们坐在车厢里左右摇晃的金属架子上，车前进时，感觉金属架子随时都有倾倒的危险。

耍猴人经常顶着2.7万伏的高压线扒车，耍猴人扒火车造成的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杨林贵倒是挺镇静，安慰我说：“没事，我们常坐这样的车，一会儿到前面的六里坪站，我们再到后面看看能不能找一个能睡觉的平车厢。”按照铁路的规定，货物列车要随时给旅客列车让道，所以货车走走停停，没有严格的行车时间限制，有时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

夜里十二点左右，列车到达第一站——湖北十堰丹江口六里坪车站。列车要在这里换下一区间段的机车头，停车时间不固定。我们扒的这节车厢里装的全是机器零部件，没有能平躺着睡觉的地方。停车后，我们一行人打好铺盖，摸黑下了车，一直走到列车的最后面，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高边车厢。原来这列火车整列编组都是封闭车厢，就这么一节车厢是敞开的。

没办法，我们只好又回到原来那节车厢。谁知刚上车，就被一个铁路职工看见了，他向车上大声叫喊：“车上的人都给我下来！”吓得杨林贵他们和我都不敢吭声。车下的人一看我们不吭声，便捡起轨道边的枕石往车里砸。坚硬的石头打在金属车厢上，发出当当的声音，黑灯瞎火的夜里看不到他从哪里扔石头，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躲，被砸到肯定要头破血流。

车厢里堆满了大型木箱子，只有车厢的一头和一些铁架子上可以坐人

我看这样躲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向下面的人喊道：“你不要扔石头了，我是跟踪采访的记者，有什么事，你过来可以商量。”“记者？”那人迟疑了一下。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人从车厢头那边过来，我只好把我的有关证件拿出来给他看，并跟他解释我为什么跟拍这些耍猴人。

最后，对方很不理解地说：“你一个记者，怎么和这些社会盲流混在一起，实在想不通他们这些人有什么可采访的！”在我的一再解释下，他还是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嘟囔着下了车，总算是放了我们一马，我长出了一口气。

他走后，杨林贵告诉我：“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得被他砸个头破血流，还得被赶下车。”这时，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耍猴人行走江湖，居然要如此忍气吞声。他们这样年复一年行走江湖、卖艺赚钱，从河南新野到1000多公里外的四川耍猴卖艺，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扒火车，不过是为了省几个辛苦钱，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活着。我不也是为了活着吗？只是活着的方式不同而已。

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情呢？我真的无法预测，但愿我们都平安无事。

※

下半夜两点多钟，我在迷迷糊糊中感觉到列车晃动了一下——这组列车换上陕西路段的机车头，重新出发了。

车开出后不到两个小时，就下起了小雨。这是最叫耍猴人害怕的天气，一下雨车厢里就到处是水，没办法睡觉。杨林贵拿出准备好的塑料布顶在大家头上。这一夜，我们就是这样顶着塑料布熬过来的。我心想，这雨要是下个不停，那我们可就要一路忍受风雨交加了。

10月31日，天刚蒙蒙亮，列车在一个叫黄草沟的隧道前停下来。这时雨越下越大，连拴在车厢角的猴子也躲在塑料布下面。

从这里开始，列车要在湖北和陕西境内的大山中运行，然后进入四川。后来，我在乘坐T5次列车时，车长李波告诉我，这条襄渝线列车要穿行480多个山洞才能行驶到四川。飞驰的列车在山洞里穿行时会产生倒抽风。我们旷的车厢里，为了躲避寒冷和雨水，便窝在塑料布下的被子里，但是火车过山洞时产生的倒抽风把被窝和身上的热气一下子抽得干干净净，让人感到异常寒冷。

从襄樊到成都，列车途中要穿过480多个山洞

这节车厢拉的是一些机器零部件，我们坐在一根根金属钢管焊成的凹凸不平的排管上，想躺一会儿，却被硌得无法入睡。面前的一排钢管架上，摆放着一个装着机器的大木箱，由于摆放不平，木箱随着列车的运行左右摇摆，随时有翻倒的可能。

雨在天亮后终于停了。就这样，列车一路走走停停，终于到了陕西的安康编组站，这时已是中午十二点了。

安康编组站是襄渝线上一个比较大的编组站，到站的货物列车大都要在这里重新进行编组。杨林贵他们不敢下车，怕被铁路警察抓住，便躲在车厢里不敢露头。我因为要给手机充电，就大胆地下车，到编组站旁的工作室找电源，工作室里一位陕西口音的大姐很热心地帮了我，还告诉我，这趟车不需要再次编组，可以直接到达，但是要到下午五点以后才能出发。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林贵他们。他们认为，白天换扒别的火车很容易被抓住，还是待在车上安全。以往他们每年到安康都会被车站上的保安逮住，轻则罚款，重则挨打，年年如此，他们都怕了，今年没被逮住已是万幸。

饿了一夜，我们只啃了几块干馒头。原本打算在安康换车时去外面自己做饭吃，但因为怕被发现，不敢生火做饭，白天又走不了。好心的大姐告诉我铁路旁有一个小饭铺。

在饿了近20个小时之后，我总算吃上了一顿热腾腾的陕西饸饹面。虽说知道列车下午五点以后才开，可吃饭时还是很紧张，一边吃，一边看着火车，怕车会突然开动，连吞带咽地吃完后，我给杨林贵他们买了些吃的和啤酒。我自己吃了面条，可他们还在啃干馒头，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杨林贵告诉我：“跟我扒火车的班子，是不允许拿车上任何东西的。有时候在车上看到电视机、冰箱以及整箱的香烟，我们都绝对不拿。而且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准乞讨。我靠耍猴赚钱，不给任何人下跪，这是我的江湖规矩。”

等到下午六点多，列车终于开动了，我们也终于可以探出头去看看车外的景色了。这是杨林贵他们行走江湖的第17个年头，第20次过安康车站。以前年年都会被抓住，今年是第一次安然无事。

这是杨林贵他们第20次过安康车站。以前年年都会被抓住，今年是第一次安然无事

杨林贵问我：“我们这次没有被抓，是不是你提前安排的？”我说：“不是。”杨林贵看上去不相信。在他看来，记者神通广大。最后，杨林贵对我说：“有你跟着我们，倒是少了很多麻烦。”其实，我只是希望我的跟踪最好不要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能帮他们也只是尽了一点做朋友的义务，这可能对我的拍摄也有很大的帮助。从安康开始，我明显感觉到这些耍猴人开始信任我了。

终于到了成都

列车一夜在山洞里不停穿行，11月1日上午九点半，列车进入四川广元车站。杨林贵说：“在这里下车吧，找个地方做饭，大伙儿两天两夜没吃饭，光啃些干馍会受不了的。等吃完饭，再扒车到成都。”于是，饿了两天的耍猴人收拾起被褥，准备下车。

进站时我们都藏在车厢里，不让车站的民警发现。列车停稳后，杨林贵的儿子杨松探出头来看站上有没有保安，不料马上就被发现了。一个20多岁的保安赶过来，大声吆喝：“下来，统统到公安室去！”

杨林贵他们几个这时候都不急着下车了，都在等着我先下。看这阵势，只有我先下车了。保安一看人多，就大声用对讲机叫他的同事们过来帮忙抓人。我一看势头有些不对，就赶紧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和铁路部门给我开的介绍信。杨林贵他们倒是很精明，看到我和保安交涉，就赶紧拉着猴子往车站外跑。等我和保安交涉完，他们都快跑出编组站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他们知道保安不会把我一个记者怎么样。最后，过来了一个民警，看完我的证件和介绍信后，嘱咐我一定要注意生命安全。

2002年11月1日，在四川广元车站。我和保安交涉时，杨林贵他们就赶紧拉着猴子往车站外跑

广元编组站后面是一些低矮的平房，和站内的铁路没有隔开，杨林贵他们就在这里埋锅做饭。因为牵着猴子，附近的居民也被吸引过来了。做饭时用来支锅的砖头是向附近民房的主人借来的，有人拾来柴草烧火，杨海成拿着锅去附近的居民家接了一些自来水。杨松和杨林志两人到附近的菜市场买来一些挂面和青菜，看来今天这顿饭就是清汤挂面了。

他们这架势吸引了不少好奇的人，有个带着孩子的人还借此教育起自己的孩子来，说：“娃崽儿，你看看，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要和他们一样耍猴子跑江湖啰！”

做饭时，刚才在车站检查我们的两名保安也过来站在一旁看，我主动和他们聊起来。保安告诉我，广元车站有一帮地痞流氓，在这一带很是猖狂。他们希望我能在这里采访一下，给这些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曝曝光，让公安机关来治治，整顿一下广元车站的治安秩序。

我心里是真想帮帮他们，可这是在外地，我就是想帮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答应他们，回来时有机会一定来他们这里“暗访”一下，两个保安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在这一路的跟踪采访中，我看得出，不管是警察、保安还是当地的铁路工人，大多正义、善良、宽容且有责任心。杨林贵自己也经常说：“我走了近20年江湖，遇到的好人总是比坏人多。”

吃饭时，杨林贵他们先把煮好的面条给猴子吃。猴子吃起面条来也是津津有味。杨林贵说：“从小它们就和我们吃的一样，除了不吃肉，其他东西只要是人吃的它都吃，很好养。”

饿的时候吃什么都是香的。杨林贵在给我盛面时，拿出专门从家里带来的一瓶小磨香油，往我碗里倒上几滴，一股香味马上弥漫开来。“这总比啃干馍好吧。”杨林贵笑着说，皱巴巴的脸上是很满足的表情。

吃完午饭已经十二点多了，杨林贵他们把火灭掉，又把借来的砖头给房主放到原处。其实这几块砖头就是在一家居民的菜地埂上搬过来的，这些常年游走江湖的人很谨慎小心，避免在外惹是生非，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心态。

收拾完行李，我们又回到编组站，准备再次扒车前往成都。

由于广元车站保安看得紧，编组站里发出的两趟列车我们都没扒上。如果我们去站外扒那些开动后的列车，会更加危险。这些耍猴人已经有亲友惨死在车轮下，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我只好出面去和刚才的那两个保安套近乎，希望他们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我们上车。在另一辆机车驶入编组站时，两个保安都向列车的后面走去，我和杨林贵他们趁机扒上这辆开往成都的列车。

列车开动后，我向远处的保安挥了挥手以表感谢。

※

从广元到成都有300多公里。列车刚开出广元，就从车厢外面露出一个头来，接着有两个年轻人跳进了车厢。看到他们进来，我们既担心又疑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扒上开动的列车的。看到车厢里有人，他们两个也放松了很多，过来问我们扒车去哪儿，还说看我的穿戴不像是扒车的人。

原来这两个年轻人是从收容站跑出来，扒火车回家的。他们俩在北京打工，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收容站遣送回家。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遣送到广元时，趁人不注意跑了出来。看他们身无分文又饥肠辘辘，杨林贵就拿出自己带的干馒头给他们吃。看来两个人是饿急了，也不管馒头是否干净，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四川绵阳梓潼县文兴乡红塔村三社的，还希望我有空可以到绵阳去找他们。天快黑时，列车到达绵阳站，速度慢了下来，他们两人说了声谢谢，随后跳下行进中的列车，慢慢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广元到成都虽说只有300多公里的路程，但由于是货物列车，需要频繁给旅客列车让行，经常是开出一会儿就停下来，不时地避让着过路的旅客列车。这条襄渝铁路线上的列车大多数是在大山之中单线运行，货车更是走走停停。我们在车上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旅行”后，终于在11月2日凌晨两点到达成都编组站。当时正下着大雨，列车停在外面等候进站，我们开始准备收拾东西下车。

杨林贵以为已经到成都站了，加上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我们没有带遮雨的东西就提前下了车，结果在雨中走了一个小时才走到编组站。我们想摸黑找一间废弃的房子住，这样起码能避雨，结果找了几间都很脏，不能住人，在编组站周围又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合适的。没办法，我和杨林贵他们出了编组站，顺着铁路走到旁边的青龙高架桥下，找了一块干地方，杨林贵把带来的塑料布打开，铺在地上，我们一行八人就在这里过夜了。

2002年11月2日凌晨两点到达成都编组站，在铁路旁的青龙高架桥下过夜

由于我的身份容易引起注意，同时也为了我的安全，杨林贵让我睡在他们几个人中间，又把我的摄影包和相机装进他们的编织袋，枕在头下，六只猴子和三只狗算是我们的“哨兵”。

我们刚躺下，杨海成身边的大公猴就咬了他一口，海成起来拿着鞭子抽了它几下，对我说：“好久不出来，猴子在家养得很胖，而且有精神，晚上容易兴奋，就会咬人，等耍上几天，晚上就会变得老实些。”

在高架桥下，我就这样睡着了。这是我第一次睡在野地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迷迷糊糊到了早晨六点，天还没完全亮，我们便被看热闹的人围了起来，人们就像在动物园里看动物一样围着我们看，还不时有人拿食物喂猴子。

在附近的饭摊上随便吃了点东西，杨海成他们三人和杨林贵几个就地分开，各自去另外的地方——耍猴不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样大家都不好赚钱。分开后，我和杨林贵他们赶紧收拾行李，赶往他们每年都去的驻地——“一个流浪人聚集的都市村庄”。

在一处建筑工地外围，杨林贵他们用塑料布搭建了一个窝棚，作为临时的家

这个“都市村庄”位于成都市成华区铁路旁，是一个外来人口聚集的地方，有收破烂的、流浪者、乞丐，还有养猪的，各色人物都有，杨林贵他们每年来都住在这里。

我们几个先去拜见了“庄主”。庄主是四川人，在这里临时建有几间房子，养有十几头猪，收入还是以养猪为主，在这里占据的时间很久，就成了地头蛇。由于每年都来，和庄主也很熟了，杨林贵很自然地得到了居住许可。在庄主的指示下，他们在一处建筑工地的围墙外，用塑料布搭建了一个窝棚，这就是他们临时的家。

成都街头耍猴

11月3日早上六点，我跟着杨林贵到附近的居民区买盐。回来的路上，意外地捡到一个三人沙发，于是他叫了一辆三轮车，花了一块钱拉回住处。这下，家里有沙发可坐了。

杨林贵捡到一个三人沙发，“一家人”影留念，左起分别为：戈群友、杨林贵、杨松

吃完早饭，七点半，杨林贵着手准备外出耍猴。从家里来的时候，他们每人身上只带了50块钱——这是规矩，出门或者回家时都不多带钱，以免遇到抢劫，造成损失；再者，扒车时被警察抓住也可能会被搜走。万一路上没钱了，只要到有人的地方，大家停下来耍几场猴戏，就能赚点生活费。

如果不尽快赚到钱，今天大家就会饿肚子。朱思旺一人看家做饭，其他四人都外出卖艺了。

住在铁路边的好处是进出方便，城里人一般不过来，没什么人打扰，对耍猴人来说这里是最安全的。

我们顺着铁路往成都市区的街道走。成都人对猴子很感兴趣，一路上不时有人用四川话对着猴子喊，还有人问是不是卖猴子的，还有人要打110报警。在成华区，我们找到一个公交站，坐上5路公共汽车，这趟车开往城乡接合部。当时中国的各个城市都在“创建文明城市”，这些耍猴人要是在市区表演，随时可能被抓住。

一路上换了三次车，不知道怎么走时就问公交站点等车的人。一般人看他们牵着猴子，就明白是在江湖讨生活的人，都会热心地指点路线。上午九点，我们一行人来到成都市清江路。当时那边是一个新区，很多房子是新建的，不像市中心那么拥挤。在一个十字路口，杨林贵牵着猴子来回走了一趟，在离社区最近的街头观望了一会儿，见这里没有警察和城管，便摆开了场子。

在咣咣的锣声中，杨林贵把拴着三只猴子的绳子放长。他先让猴子和小狗打架，喧闹声很快吸引了不少人围观。这时杨林贵让猴子走上几圈，绕出一个不大的空场，这叫“晃场子”。等观众多起来，把他们层层围住，杨林贵和戈群友还要谦虚一番才开始耍猴戏。杨林贵的开场白唱道：

小小锣锤七寸长，各样把戏里面藏。

有人懂得其中妙，不是师父是同行。

今天猴子来演戏，看后高兴你命长。

唱毕，杨林贵拉开架子，开始表演。他先让猴子给各位观众敬礼、翻跟头，然后跪拜在场父老。杨林贵的猴戏表演有“投打球”“接飞刀”“猴子拉车”“墙壁猴子”和“人猴打架” 等。“人猴打架”最受欢迎，也是观众容易和耍猴人发生冲突的一个节目。杨林贵说，有这样的冲突，才说明他们表演得成功。

“人猴打架”最受欢迎，也是观众容易和耍猴人发生冲突的一个节目

“人猴打架”这个节目要耍猴人和猴子配合表演。当杨林贵转身往后弯腰时，猴子就会冲上去猛推杨林贵的屁股，杨林贵就会被推一个趔趄。杨林贵蹲下打猴子一个嘴巴子，猴子就会还击杨林贵两个嘴巴子。杨林贵打小猴子的时候，大猴子就跳到杨林贵的头上抽他的脸。杨林贵拿刀作势要杀一只猴子的时候，另外一只猴子就会上来把刀子抢走，杨林贵拿起鞭子要抽打这只夺刀的猴子时，猴子就会拿着刀子冲到杨林贵跟前，假装要捅他。这些都是杨林贵训练猴子时设下的“托儿”。“托儿”越多，表演越精彩。

猴子和耍猴人在表演中“发生”的矛盾越激烈越好。耍猴人拿鞭子追打猴子，把猴子“打急了”，猴子便会拿起刀子、砖头、“金箍棒”来追打耍猴人，耍猴人被猴子追得到处跑。表演的时候，耍猴人每次用鞭子打猴子都会引起场外观众的不满，一些人会大声谴责：“不要打猴子，猴子是国家保护动物！”场外的孩子们更是难过得捂住了双眼。这个时候，被耍猴人“打急了”的猴子开始反击了。猴子拿起砖头砸向耍猴人，手拿刀子和“金箍棒”把耍猴人撵得满场乱跑。场外的观众开始大声为猴子叫好：“打！打！打！打他个龟儿子！猴崽儿好样的！”

有人为猴子竖起大拇指，还有人主动捡起地上的刀，递给猴子，让它去“杀”耍猴人。

他们这样的表演，经常被一些观众谴责，很多当地的报纸报道时也说他们这些耍猴人虐待动物，动物被虐后进行反击，怒打耍猴人。有时候观众看到这样的场景，会给记者打电话，或直接打110，警察就会来到现场，把耍猴人和猴子一并带回派出所。一般情况下，因为持有饲养证，警察对耍猴人进行说服教育后，便会把他们和猴子都放了。杨林贵他们的表演，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猴戏，只能算得上是人猴之间的杂耍。

表演时有人打110，警察就会来到现场

由于这一天看猴戏的人多，中午杨林贵和同伴们就轮流吃饭，没有让表演停下来。杨林贵和戈群友轮流上场，一共表演了八场，杨林贵的儿子杨松和杨林贵的弟弟杨林志在场外走动，跟看猴戏的人收钱。

跟人要钱也是有规矩的。过去耍猴人属于下九流的行业。在中国江湖上是这样定义三教九流的：

三教即佛、道、儒。

九流又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

上九流是：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上四流官，五流老君六流圣贤，七农八商九鲁班。

中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丹青四流皮（皮影），五流地理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

下九流是：一流高台（唱戏）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剃头匠），五流池子六流搓脊，七修（修脚）八配（配种）九娼妓。

常言道：“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在江湖漂就要说江湖话，做江湖事，守江湖的规矩，行江湖的信誉。每到一个地方，事事要多看，事事要多懂，这样才能做到察言观色、溜须拍马。赚钱得用一种谨慎的方式，弄不好就要挨揍。

杨林贵耍猴时，观众自然会围成一个圈。要钱的时候先要从外围开始，因为外围的人随时都会离开。杨松要钱时要双手拿上一沓钱，基本上是一块五块的，到人跟前双手作揖，赔上笑脸说：“您辛苦了，看看猴戏赏两个猴戏钱。”一般人都会给个一两块钱，但也有人不给。说上两声，人家不给就赶紧离开，不能纠缠人家，万一遇上一个横鼻子竖眼的，也许就会给你一个嘴巴子。

看猴戏的人一般都会给个一两块钱，但也有人不给

杨松要钱时，遇上一个瞪眼看着他不说话的，就会赶紧走开，还有一个一伸手问：“这个你要不要，给你一个嘴巴子。”杨松也会赶紧躲开。

1978年7月，在东北吉林，村里的耍猴人戈某在场子外面向看猴戏的人要钱时，一个年轻人斜看了他一眼，用手在裤裆里掏了几下，拿出来几根毛说：“给你个鸡巴毛你要不要呀！”

1990年11月，杨林贵在广西南宁耍猴，要钱的时候，有两个人自称是法院的，把他叫到一边搜身，最后只搜到五块钱，两人恼羞成怒，当街把杨林贵暴打了一顿。那次杨林贵被打得很惨，浑身是血。

1994年10月，杨林贵一行五人在成都火车站耍猴，看猴戏的人中有一个是火车站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因为跟他要钱，把人家给惹恼了，随后这个人把他们带进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后院一顿猛打，每个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跪地哭叫。打完后，又把他们送到收容所，在收容所里又是一顿毒打，直打得杨林贵他们哭爹喊娘地向人求饶。后来六只猴子也被他们没收了。杨林贵说：“那次真把我们什么都打没了，损失大了！”

1998年6月，在吉林通化，杨林贵他们赶早去市里耍猴，路过一个酒吧，几个刚喝完酒的年轻人看完猴戏不但不给钱，反过来跟杨林贵要猴子，不给就打。杨林贵说：“幸亏他们喝了酒跑得不快，不然猴子又被人家给牵走了。”

1998年10月，杨林贵在云南昆明耍猴时，因为向一个观众要钱时发生口角，那个脾气暴躁的人随手操起一把斧头，把杨林贵一班耍猴人追得四散而逃。

2003年“非典”蔓延之前，杨林志在安徽合肥赶庙会耍猴时，因为向一个年轻人要五角钱，人家不给，便说了几句不高兴的话，这个人顺手操起一块板砖打在杨林志头上，杨林志当场就昏过去了。

2004年7月，在东北齐齐哈尔，一个老板模样的人从兜里拿出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对要钱的耍猴人说：“看见钱了吧？看一下就算给过了。”

在成都和重庆，还有人对他们说：“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你耍猴就是耍你的祖先，就不给你钱。”这些都是他们耍猴时的亲身遭遇，不管是挨打还是挨骂，他们都没有能力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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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这天，杨林贵他们一直耍到下午五点多才收场。这一天没有城管和警察干扰，他们的收入有100多元。

在回来的路上，我问杨林贵：“今天看猴戏的人不时地谴责你们打猴子，你是怎么想的？”杨林贵说：“打猴子其实是假戏真做，你看着鞭子打得响，其实打不到猴子身上。要是真打到猴子的话，那我们每天演出四五场还不把猴子给打坏了，那我们靠什么吃饭？观众有了情绪，证明我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我们坐车回到铁路边。快到家时，两只猴子突然坐在铁轨上不走了。杨林贵自言自语道：“耍了一天，它们累了。”杨林贵让两只猴子蹿到他肩膀上，驮着它们走。他对待猴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怕猴子累着了。坐在杨林贵肩上的猴子也好像知道主人的辛苦，不停地替老杨捏捏脖子、捶捶肩膀，把老杨乱七八糟的头发扒拉几下。

我为了拍摄到好的画面，就对猴子喊了几声，想让它们抬起头来。我的声音大概干扰了它们的注意力，猴子一抬头就对我龇牙咧嘴。杨林贵说：“它们在对你示威呢！”

猴子们不愿意走时，老杨就驮着它们走

回到家，查点这一天的收入，才发现有一张50元的假币，真币假币加起来共计110元，除去这张假币，实际收入是60元。杨林贵直埋怨儿子和弟弟不长眼。因为按照他们的江湖规矩，看一场猴戏每人最多收两元钱，客人多给的话，就得给人家找钱。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收到假钱了，江湖上什么人都会碰上，一张假钱害得一班子人都不高兴。

饭做好后，杨林贵独自盛了碗米饭，蹲在窝棚边吃，没想到一只公猴捡起一块石头就扔向饭锅，把一锅饭菜都打翻在地。杨林贵这才想起忘了给猴子盛饭。以往，每天外出耍猴回来，吃饭时都要先给猴子盛第一碗饭，这是对猴子劳累一天的奖赏，也是耍猴人的规矩。这么多年来，猴子已养成了习惯，看到耍猴人在吃饭，没有自己的份儿，就会发怒，往饭锅里扔石头、撒沙子。

这一夜，杨林贵没有睡好。

※

11月4日，杨林贵和戈群友两人一大早就分头去赶集了。我跟着杨林贵到成都的苏坡桥去赶集，没想到去了那边一问，才知道这天没有集会。于是，杨林贵便和儿子溜进桥边的一个居民小区。刚刚拉开场子耍了半个小时，收了10元钱，便被小区保安赶了出来，理由是猴子是保护动物，他们不需要这样的表演，杨林贵拿出县里给他们开具的猕猴饲养证也行不通。

戈群友和杨林贵分头去赶集

东边的小区不行，就转到桥西边的小区看看。我问杨林贵：“为什么不去市区耍猴？那里的人多呀。”杨林贵说：“我们耍猴的规律是上午到城市边缘，下午再逐渐进入市区。因为上午城里的管理部门刚刚上班，人都很有精神，管得严，到中午的时候，这些部门的人都去吃饭喝酒了，下午上班的时候他们就没那么精神了，管得就不太严了，我们这些人和社会打交道的经验，比上过大学的人都多。”杨林贵说起来很自信的样子。

快到中午时，父子俩转到城市东区的满地可医院附近，杨林贵和儿子摆开场子，一直耍到下午一点多，收入30多元。中午花四块五买了三碗面，父子二人和猴子各一碗。吃完饭，牵着猴子走进路边一个建筑工地，杨林贵说：“耍得太累了，找块草地休息一下。”在墙下的一块水泥板上，杨林贵就这么躺着睡着了，三只猴子中的一只也趴在水泥板上睡着了，其余两只坐着打盹儿。

午饭后，杨林贵和一只猴子躺在水泥板上睡着了，另两只猴子坐着打盹儿

睡到下午三点多，杨林贵父子走出建筑工地，又在一个小区门口摆开了场子，可是没耍几分钟便被小区保安撵走了。就这样，父子俩走走耍耍，耍耍停停，到下午五点多，等我们坐车回到住处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这一天，他们一共收入60多元。

尾声：再见杨林贵

村里现在还有人外出耍猴吗？

老杨说：“只剩下四个人了。两个姓孙的、两个姓鲍的，就剩下这两班人马外出耍猴了，其他的人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去景区做表演，要么在家做猴子的繁殖饲养，干点啥都比外出耍猴赚钱。17年前你来的时候，这里有七八百耍猴人，现在没有了，我们现在就是最后的耍猴人，但是也老了，耍不了了。”

老杨深深地叹了口气，指着茶碗说：“喝茶，喝茶。”

现在饲养猴子的人有多少？

老杨说：“养猴子的成本太大了，一个场投资就得几百万元，一般人投资不起呀。村里现在有好几个场，也是有名的养殖基地。张云尧的算一个，黄爱青的算一个，张宜献算一个，村支书鲍子龙算一个，人家都是大场，一个场都养有几百只猴子。杨海成也算一个，但他是在家养的，规模不大。我现在也老了，跑不动了，我也在家里养，我一共养了13只猴子，这13只猴子是我养老的本钱啊，别的我也不会，打工人家都不要。不过在家里养猴子也要承担风险，养不好，死了一只猴子，几万块钱就没有了。现在私自买卖猴子也是不允许的，被抓住了就得判刑，村支书就被判了六年，前几天刚刚被释放出来。”

今年猴子的价格怎么样？

老杨说：“今年猴子的价格非常好，这和目前的新冠疫情有关系。从去年开始，用于科学实验的猴子价格一路上涨，实验室从我们这里调猴子，每只就要3万多元，一只刚满月的小猴子也得1万多元，好像《人民日报》都刊登了新闻，标题就是‘一猴难求’。因为人工养殖的猴子都属于二代之后的猴子，甚至是三代四代的猴子，这样的猴子吃的东西和人接近，适合用于动物实验。”

老杨问：“听说在日本也有耍猴的？有没有？我知道印度有，印度也是一个穷国家，穷的地方有耍猴的不稀罕，但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耍猴人，我觉得挺稀罕的。”

“日本有耍猴人，而且男女都有，很多还是年轻人，但是他们和你们的表演方式不一样：他们一个班子也是两到三人，每人带一只猴子进行表演，不过他们把猴子训练得很温顺、很有礼貌，猴子很讲卫生，身上也很干净，这样的表演也很可爱，人和猴子的互动不在简单的打闹上，而是像杂技表演一样，还有一定的幽默。回头我找个视频你看看，虽说中国和日本都有耍猴人，但是文明程度和文化程度是有差距的。要把生性爱动的猕猴训练得野性收敛，需要耍猴人和猴子之间培养出一定感情才行，能把动物野性收敛到一定范围，不伤及观者，需要一定的驯养功夫。日本的耍猴人也在神社庙会、寺院门口、车站等人员多的地方进行表演，政府在管理上会给这些耍猴人一个表演的场地，表演中他们可以让猴子高杆倒立、跳高钻圆圈、像运动员一样跑步跨栏、踩高跷——而且是一人多高的高跷，这些表演都很温和。耍猴人会在场子边放一个竹筐，大家看得高兴的时候，自愿给钱就是了，而且给钱的观众耍猴人都会回赠一个红色纸符，上面有祝福的话。从耍猴人的表演方式上来看，你们的耍猴方式和印度很相似，也就是你说的，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穷的地方耍猴更有人看，而穷人的表演往往都很相似，但是在富裕的国家和地方耍猴也有人看，只不过表演的方式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就是贫富和文化上的差异。”

老杨饶有兴趣地听我讲完后说道：“如果有机会我能去日本表演，就和他们的耍猴人比试一下，看看我的猴艺能不能胜过他们。”

这时候老杨的孙子走过来，拿着苹果给老杨怀里的小猴子吃。

老杨抱着这只小猴子开心地说：“这只小猴子有人给我两万块钱我都没卖，我要留着他陪我养老，它可通人性了。”

小猴子和老杨很是亲昵，在老杨怀里撒娇、亲热

村里曾经有一位老人养了一只小猴子，在这只猴子7岁的时候，老人去世了，出殡那天，这只猴子一直跟到老人的坟上，从此人们就经常看到这只猴子在坟头的树上待着，陪伴着老人。我也很希望老杨的这只猴子能陪伴在他身边，那感人的一幕一定会在他身上发生，因为猴子和人的感情太相近了，他们只要心灵相通，一定会相伴一生。

本文摘编自

《最后的耍猴人》

作者：马宏杰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惊奇

出版年：2023-01